时间：2009年5月24日

采访人：丁晓洁

 

《艺术地图》记者：从您出生的年代来看那段时期正是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控制最为严密的阶段，您觉得是不是文革那段历史影响了您今后的世界观以及绘画的语言？

 

黄启后：我是被称之为“共和国同龄人”中的一个，这一代人的最大特点是从懂事起，就被告知，我们是生长于红旗之下的“幸福一代”。我们脖子上的红领巾是烈士鲜血染红的，虽然我们一直处于和平的环境中，我们要继承先烈的遗志，时刻准备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们，而去献身。应该说，从文革之前十多年前，我们就开始一直被一种强大的政治形态塑造着，而文革时期则达到了顶点。然后就出现了毛泽东最喜欢讲的一句话：“物极必反”。

 

 

 

《艺术地图》记者：您在早期（70年代）的作品中描绘了大量有劳动者的场景，画面很质朴，例如《洪水中的黄山潭家桥记忆画》、《开河工地》等，为什么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会转而去描绘比较残酷的历史和政治题材的作品？

 

黄启后：对我们这代人而言，1971年是个转折点。那年秋天的9月13日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使我们从最初的震惊和迷茫中逐步苏醒，人们似乎明白我们其实都处在由一个人导演的特大型“行为艺术中”，该是抽身而出的时候了。不少人开始考虑，能否干点自己想做的艺术行为了，我就是从那时开始画速写的。当然，一开始只能从身边的劳动场景画起，为了画速写，我常比别人提前1小时出工，多干些农活，以此换回画速写的自由和时间。当然，除了连环画的影响，脑子里想得最多的，还是前苏联的《星火》杂志中那些田园牧歌式集体农庄的劳动小景。80年代全面开放后，我的眼界大开，我的多样化的艺术感受和那些伴我成长的政治历史因素，成了我艺术创作的出发点和思想资源。一直被压抑、束缚的很多念头，不由自主地就冒了出来。

 

 

《艺术地图》记者：在您的作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些表达战争题材的作品，但是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不同，您的作品中超现实主义的意味要更加浓厚一些，您是怎样理解“战争”的？您对“战争”的理解主要是受到什么影响？

 

黄启后：我们是听着革命故事，学着董存瑞、黄继光和雷锋长大的（这和现今青年人认知的红色经典又像又不像），我们一直被告知，今天的幸福生活和过去的残酷战争，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电影、连环画中反复地看到的死亡、牺牲和崇高都是今天幸福生活的源泉。其实战争对任何人来讲，都是意味着死亡的突然降临和无可选择。死亡对于参战的双方都是残酷的，并不能简单地分为正义和非正义。记得1980年代初，我第一次读到美国总统林肯为纪念南北战争中死去的双方将士而写的碑文时，那种震撼和感动，至今难忘，“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南方和北方的将士们，都是永垂不朽的……”。当然黑格尔那句著名的“战争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杠杆”，也常在我脑际萦绕。虽然这话说得也太轻巧了一些。

至于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意味，其实源于我内心的一种真实表达的欲望，我内心觉得怎样画更真实更本质，我就会怎么画。最近在《南方周末》看到崔永元写的：“关于重新认识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在云南腾冲的一场残酷战斗”就是这样一种真实感受的强烈表达。

 

《艺术地图》记者：在《洋教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阳光下的“圣战”》等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共性，就是不同历史阶段中中国人内部的斗争与杀戮，您是怎么理解这一现象并给予表达的？

黄启后：中国人常说“乱世出英雄”，毛泽东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又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陈胜吴广认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中国还有一句老话说：“一将成功万骨枯。”这些话其实倒是很好地为黑格尔的“战争杠杆论”作了具体而形象地诠释，我相信这种感受大家都有。我只不过是借着如今的大好时光，做了充分地表达而已。

 

 

《艺术地图》记者：您为什么会对“杀头”的情景这么感兴趣？这和您在青少年时期耳濡目染的各种“斗争”“运动”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黄启后：应该说在和平时期，我们是无法亲眼目睹杀头场面的，但这恐怖的场景却又常在电影和各种文艺作品中出现。记得童年时，常在大人们聊天的话语中听到某某，某某某现在已成“枪毙居”（居字在这里是吴语“鬼”字的念法）。我搞不懂“枪毙鬼”的意思，遂问同学，有知晓的告诉我“就是用枪里的子弹把坏人开（射）死掉”，还神秘的说，老早坏人是要杀头的，现在先进了，不用刀了，用枪开开煞算了。参加少先队后，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抛头颅”三个字惊心动魄，可说得太多了，倒使得人浑然不觉了。小说《红岩》中描写江姐血淋淋的人头，被放在小木笼内，挂上城门口，文革前几年，毛泽东告诉我们，假如不反对修正主义，将会像苏联现在这样，卫星上天，人头落地。但这些都是文字上的虚写，形象上的直接描绘，还是在《水浒》的插图中第一次直接见到。此种恐怖场面，不知怎么搞的，在传统绘画中的出现，却显现出一种令人冷漠甚至略带滑稽的感觉（比如陈老莲所画，《水浒叶子》中活阎罗阮小七手中提着人头的绣像），也许是白描的手法加重了这种冷漠的艺术效果吧；而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滚落的人头对脍子手大声笑道：“好快刀！”，这是典型的残忍而又滑稽的效果。虽然杀头是冷兵器时代惯常使用的极刑，但到民国时期还不断冒将出来。最近从刘心武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看到，早期同盟会员，后来的共产党员孙炳文，是1927年被腰斩于上海龙华刑场的。这种早已被大清国都废除的酷刑，居然在1927年又冒了出来，其实直至文革爆发的1966-1968年间，广西还发生过群殴死被斗对象后，当场食其脑髓，将人肉煮而分食之的原始行为，兽性的回归令人瞠目。就连著名的法国断头机，也一直使用到1970年代，而抗日战争中被日本军刀砍下的同胞头颅，更让人无法忘却，无法释然！

 

 

《艺术地图》记者：您认为自己的绘画与历史记忆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种记忆对于今天的意义又是什么？

黄启后：可以说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历史的记忆，或者说没有了真实的历史记忆，我是画不出什么东西的，甚至都不想画画了。就像一个人在遭遇车祸后，经抢救能维持心跳、呼吸，甚至还能吃点东西，却失去了记忆，失去了语言和认知能力，其生存的意义犹如植物人。

 

《艺术地图》记者：有人评论您最近时期的作品，“以往黄启后作品里所常见的杀伐血腥之气在这里完全被一种世俗的祥和之气所替代，画家画笔下出现的仿佛是桃花源式的“清明上河图”片断。”您认为自己最近时期的创作是日益温情式的表达吗？还是随着生活阅历的变化在观念上又有了新的改变？

黄启后：其实温情是人人都向往，并乐于其中的，中国山水画的最终情怀也于此吧。可惜桃花源只存在于虚幻的乌托邦中。我近期的作品就是在直接描绘我周边的景象，我画室的窗口外，那些行走于梧桐大道上的男女大学生们，引起我无限的暇想，但我总会紧扣当下的历史，生活如此，历史如此，我便如此画下去。昨天的事，刚才过去的瞬间，都会成为历史，而遥远的历史记忆又常会唤起我的向往。比如在我面前突然晃过一个虬腮胡子的黑脸汉子，我马上就会把他想象为李逵或者张飞；看到抱在手中的婴儿，我会想象我小时候，我的父母和我周边的大人是怎么抱我、逗我的呢？在抱我逗我的时候，又有没有发生过枪毙鬼的事呢？我非常着迷于同时存在这个命题。